[編者按]“所謂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上海交通大學在120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培養(yǎng)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也涌現(xiàn)出一大批百年樹人、奉獻一生的名師先賢，正是他們無怨無悔地躬耕于三尺講臺，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學的輝煌基業(yè)。新聞中心特推出“學在交大·名師薈萃”專欄，讓名師先賢的道德風尚、人格魅力、敬業(yè)精神、治學態(tài)度、教學藝術(shù)薪火相傳，成為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瑰寶，營造“學在交大”的濃郁氛圍，慶祝交通大學120周年華誕。

鐘兆琳（1901～1990），字瑯書，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zhèn)人。著名電機工程專家。1923年畢業(yè)于南洋大學電機系。次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獲碩士學位。1927年回母校任教，歷任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電工器材制造系主任、西安交大教授、陜西省電機工程學會第一屆理事長等職。第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20世紀30年代，指導研制出中國第一臺交流發(fā)電機和電動機。

學生時代

鐘兆琳，1901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zhèn)。他的父親鐘養(yǎng)圣（1878～1940）曾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是一個見多識廣，有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意識的讀書人。1908年，鐘兆琳開始在新市鎮(zhèn)仙潭小學讀書，他的國語、算術(shù)成績都在學校里名列前茅。這一時期，正是醞釀、爆發(fā)辛亥革命的時期，民主、科學思潮廣泛傳播，在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下，鐘兆琳從小便對科學有了濃厚的興趣。    

1914年，13歲的鐘兆琳考入當時在江浙一帶久負盛名的交通部上海工業(yè)專門學校（交通大學前身）附屬中學，1918年又順利升入大學部電機科學習。他學業(yè)優(yōu)良，也熱心參加學生活動，被學生會刊物《南洋周刊》社選為干事。可是，這樣一位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大學生涯倒很是經(jīng)歷了些坎坷，因病休學一年不算，還被開除過一回，差一點畢不了業(yè)。    

事情發(fā)生在鐘兆琳大學四年級那年，當時，學校受時政影響，頗不安寧，學生們在張廷金等教師的引導下勉力向?qū)W。1923年3月，代理教務長張廷金整頓教務，開除了4名成績不良加塞兒的學生，因有損校長盧炳田的利益，被迫辭職，于是學生發(fā)起了“驅(qū)盧風潮”，性情耿直的鐘兆琳首當其沖，走在護校護師的前列。結(jié)果，當月月底，盧炳田簽發(fā)《通告》，要懲辦此次風潮的首要分子，鐘兆琳與楊立惠、柴志明等9位學生立即遭到開除，并呈報教育部備案。在全校教師和學生們不懈的斗爭下，此次風潮以盧炳田被撤職告終，陳杜衡繼任校長。新校長剛剛到任，即收到為9名被開除學生鳴不平、由470名學生聯(lián)名呈交的信函。信稱：學生要求撤換校長是“各本良心主張，完全出茲自動，絕無所謂為首九人”，且這9位同學“平日學業(yè)操行，素為同學所欽佩，中途輟學，良深惋惜，因公受屈，尤為不平”。鐘兆琳等當事人也上書新校長，極言愛護南洋、支持正義之初衷，開除出校實為“無端來謗，因公受過”，懇請校方呈報交通部，取消開除他們的決定。陳杜衡一方面讓楊立惠、鐘兆琳等人繼續(xù)在校上課，另一方面將事件經(jīng)過據(jù)實呈報交通部，并鄭重聲明“本校長特準楊立惠等仍照常上課”。鐘兆琳終于順利地畢了業(yè)。畢業(yè)前，還因該學年各科成績居電機工程科的前5名，獲得了“老山德培獎學金”。    

離開學校后，鐘兆琳先是到上海滬江大學當了一年教師，教數(shù)學和物理。1924年，留學美國，入讀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系。當時，康奈爾大學電機系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Karapetoff）主持。卡拉比托夫在眾多學生中間，發(fā)現(xiàn)這個來自貧弱國家的中國青年與眾不同：鐘兆琳有著非凡的數(shù)學才能，數(shù)學考試幾乎總是第一名。有一位比鐘兆琳年級還高的美國學生，考試常不及格，竟請他去當自己的小老師。鐘兆琳的學位論文也深得卡拉比托夫欣賞，因此，卡拉比托夫經(jīng)常以鐘兆琳的成績勉勵門下弟子。1926年春，鐘兆琳獲得康奈爾大學理工科碩士學位，在導師的推薦下，到美國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當了工程師。    

教授風采

1927年，交通大學電機科科長、鐘兆琳的大學老師張廷金向他發(fā)出邀請，希望他回母校電機科任教。來自祖國母校的召喚使鐘兆琳熱血沸騰，他毅然放棄在美國舒適的生活和優(yōu)厚的工作條件，決定回國。他把想法告訴了導師卡拉比托夫，導師支持他的決定，并在給他的信中寫道：“You are a teacher by nature.”（你是一個天生的教師）這句話鐘兆琳一直視如珍寶。這年9月，鐘兆琳回到交通大學，由此往后60余載，他的人生與交大緊緊聯(lián)系在了一起。    

鐘兆琳擔任電機科教授，最初為機械工程系講授“電機工程”，同時主持電機系的電機實驗及部分課程。30年代初，一直主講“交流電機”課程的美籍教授西門離校。有關電機學方面的課程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概念性極強并最難理解的課程之一，找到能勝任的教師成了校方當務之急。曾經(jīng)有留學歸來的學者擔任教職，但時間都很短。在學生的推崇聲中，鐘兆琳接任了電機系的“交流電機”課。果然，一上講臺即大受歡迎，從此一直擔任該課主講。鐘兆琳由此成為第一個系統(tǒng)地開出電機學方面課程的中國教授，很快，便成為交大最負盛名的教授之一。    

鐘兆琳講授“交流電機”和“電機實驗指導”，兩門課的教材、講義、實驗指導書、補充教材等均由自己用英文編著。這些教案他都能背下來，上課幾乎不用講稿。鐘兆琳講課概念清晰，重點突出。有時，他對已經(jīng)講清楚的內(nèi)容忽然又會不厭其煩地從不同角度再反復講兩遍、三遍，以至于有的校友笑言鐘老師講課，“講了一年，只講了兩個東西，一個是感應電機、鼠籠式馬達，還有一個是變壓器。”其實，這不是他講課“啰嗦”，而是他講清課程重點內(nèi)容之藝術(shù)，為的是學生對重點融會貫通后，便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聰明的學生們也確實領會了老師的苦心，他們總結(jié)道：“他（鐘老師）先把一個基本概念（特別是較難理解的概念）不厭其煩地詳細而反復地講清楚，當同學們確實理解后，他才提綱挈領地對書本上其他內(nèi)容作簡要的指導，隨即布置大家去自學。令人信服的是，每當先弄清基本概念后再去消化書本上的知識，會發(fā)覺既清楚又易懂，而且領會深，記得牢。”并且，鐘兆琳留美時曾在工廠工作，深諳制造工藝，回國后又長期擔任電機廠工程師，實踐經(jīng)驗非常豐富。他講電機，不僅講課本理論，還用工廠的經(jīng)驗講述電機是如何制造、計算的，配以清晰的板書圖解，學生很快就對電機為何運轉(zhuǎn)理解得很透徹。    

鐘兆琳常用課堂提問的方式，幫助學生回顧講課的重點。一位學生回答還不夠，通常要再請第二位加以補充：“你看他（指前一位同學）回答得對不對？”學生們回答完畢，他才說：“你們的回答都很好，我再補充一點……”學生們也很喜歡鐘兆琳的提問，因為他以“Mr.”（先生）來稱呼這些半大孩子，令他們大有受尊重的感覺。更何況，提問時鐘先生會注意學生們的眼神，選擇急切想要表達的學生提問，并不令尚在疑惑中的學生尷尬。交大以考試測驗繁多而著稱，鐘兆琳也不例外，經(jīng)常要進行小測驗，只不過他在下課前5分鐘發(fā)卷子，只考一個題，并且根據(jù)印象調(diào)整學生分數(shù)，當然，只有他這么做，學生才信服，雖然他不是一個嚴厲的老師，但他在學生中的威信委實很高。鐘兆琳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引人入勝的啟發(fā)式教學方法，贏得了學生的一致好評，學生們說：“鐘先生屬于天才型教授，講起書來如天馬行空，行云流水，使人目不暇接。”“得益之深，無可言喻。飲水思源，懷念無已。”    

鐘兆琳認為，電機系旨在培養(yǎng)各項電工建設人才，因此十分注重學生的基本訓練，重視實驗。他對實驗要求嚴格，開了一門“實驗工程課”，帶他實驗的助教老師必須認真?zhèn)湔n，先做實驗，即便這樣，他還是經(jīng)常親自在實驗室指導學生做實驗。學生們3人一組，組裝機器設備。實驗前必須寫預習報告，實驗報告還要求用英文寫成。交大素有重視實驗的傳統(tǒng)，在鐘兆琳等中國電機事業(yè)開拓者的努力下，交通大學的電機實驗更是著稱于全國高校。交大電機工程實驗室最早設在上院北面，有6間廠房。1933年交大工程館建成，當年學子張煦（1934屆校友）回憶說：鐘兆琳、馬就云、陳石英等教授“在嶄新的工程館左右側(cè)開創(chuàng)電機實驗室和機械實驗室，是國內(nèi)當時建成最完美的大學實驗室。3位教授在助教的輔助下，精心指導我們學生動手做實驗，培養(yǎng)學生聯(lián)系書本的實際操作能力，我們學生都從內(nèi)心感到無比的幸福”。    

為使學生聽清楚講課，鐘兆琳上課總是帶著擴音器。同交通大學其他的知名教授一樣，他也用英語講課，他注重英語語法，通過嚴謹?shù)恼Z法結(jié)構(gòu)，使課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得以準確地表達出來。上課時，他先講一段英文，然后講一段中文，有時還加入幾句上海方言。據(jù)說，后來他的學生江澤民做電子工業(yè)部部長時，有時候講話也用3種語言，他的同學們笑稱“是受了我們系主任鐘兆琳老師的影響”。    

交大校園里，學生和教授的關系很好，學生眼里的鐘兆琳更是態(tài)度隨和，平易近人，沒有名教授的架子。學生們非常喜歡他，將其視為良師益友，相處十分融洽。有些頑皮的學生，學習上遇到不懂的問題，有時不愿看書解決，干脆直接跑去向他請教，他沒有一次是不愿講解的。1929年3月，鐘兆琳喜得貴子，學生刊物《交大日刊》立即登出消息：“鐘兆琳本月19日誕生一麟，啼聲雄壯，肥碩異常兒。電四同學偵得，每當上課之時，輒聞討索紅蛋之聲不絕于耳。據(jù)鐘先生云，師母尚需休養(yǎng)數(shù)日，家內(nèi)乏人主持，一星期后即備大批紅蛋，廣贈諸同學。且擬于彌月之期大張湯餅之筵。”30年代初，電機學院有錢鐘韓、吳大榕、周明賢3名學生成績好得驚人，鐘兆琳和杜光祖、馬就云等幾位教師大為驚嘆，于是以3名學生為對象，出難題來“考”他們，師生斗智，一時傳為佳話。鐘兆琳常在學生面前提到自己的導師，說：“My professor Karapetoff……”學生們于是模仿他，見他走過來，就說“Karapetoff”來了，他也不以為忤。后來，電機系老校友們碰面時，常愛繪聲繪色地模仿鐘老師的語調(diào)來回憶這些情景。師生相契的美好場景，令學生們追念不已，幾十年過去了，仍記憶猶新，如在目前。    

那時，中國有電機專業(yè)的學校不多，像鐘兆琳這樣的教授，自然很不好找。30年代前后，浙江大學聘請鐘兆琳為兼職教授，每周一次主講“交流電機”。年輕的鐘兆琳英俊異常，大大的眼睛戴一副眼鏡，目光炯炯，尤其在課堂上講課，那矜持而又熱情洋溢的樣子，聽者無不為之傾倒。    

電機工業(yè)的拓荒者

19世紀20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沒有電機人才，微弱的工業(yè)所用電機及技術(shù)人員都來自西方。鐘兆琳不但以其出眾的才能把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培養(yǎng)成中國電機科學和電機工業(yè)的骨干，輸送到民族電機工業(yè)的前沿陣地上，而且身體力行，把自己的學識和祖國的工業(yè)發(fā)展結(jié)合起來，為民族電機工業(yè)的起步和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2年初，鐘兆琳說服華生風扇廠總工程師楊濟川，制作他設計的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頻率表、同步指示器、動鐵式頻率表等，取得成功。隨之，受總經(jīng)理葉友才的聘請，鐘兆琳成了該廠總工程師。第二年，他又說服華生廠買下南翔電燈廠，并將自己的助教褚應璜也介紹進廠，和他一起設計制造交流發(fā)電機，由新中動力機器廠制造柴油機配套進行發(fā)電，成為一個系統(tǒng)。中國的電機工業(yè)由此真正發(fā)展起來了。第三年，鐘兆琳又說服由漢口到上海來的實業(yè)家周錦水，和華生廠合作，辦電動機廠，起名“華成”。他自己擔任技術(shù)指導，指點關鍵技術(shù)，還親自培訓廠里的工人。同時帶領自己的9個學生和助教，開始制造電動機。中國的發(fā)電機、電動機等制造工業(yè)逐漸興盛起來。    

鐘兆琳是我國最早認識到工業(yè)發(fā)展要以科學和教育發(fā)展為前提的高級知識分子之一。他說：直觀教材能增加學生之了解能力，擬收集直觀教材方面的資料；工業(yè)生產(chǎn)與學校必須密切合作，俾得順利地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他參與籌建的工廠，既是民族電機工業(yè)的發(fā)祥地，同時又是交大電機系學生參觀、實驗、實習的場所。鐘兆琳請華生等公司捐贈了很多設備，以增強交通大學實驗室的力量。他還常帶領學生到這些工廠學習、實踐。20世紀三四十年代，電機專業(yè)的畢業(yè)生往往把進入電力運營部門作為首選出路，那時，中國電器電力設備大多依賴進口，仰給于國外。鐘兆琳痛感國內(nèi)制造工業(yè)規(guī)模太小，振興工業(yè)，應為國家當務之急，所以他一再倡導畢業(yè)生投身制造工業(yè)，在課堂里也不止一次鼓勵學生畢業(yè)后從事電器制造工業(yè)。他帶學生們到華生、華成等電機廠實地參觀時，常對他們說：你們有興趣，畢業(yè)后可來這里工作。1931屆學生褚應璜（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畢業(yè)后，考取了上海電力公司，在鐘兆琳的挽留下，他放棄了待遇優(yōu)厚的上海電力公司的工作，在母校當助教。兩三年后，鐘兆琳把他介紹給上海華成電器廠，參加該廠籌建工作，并負責設計制造交流異步電動機及其控制設備。在30年代，褚應璜最早研制成功了中國中小型交流異步電動機系列產(chǎn)品以及電動機控制設備，很快成長為中國早期著名的電機制造專家。鐘兆琳常以褚應璜取得的成就鼓勵學生奮發(fā)向上。他的學生畢業(yè)后，果然有很多人加入到民族企業(yè)中去。抗戰(zhàn)時期，有10多位同學在鐘兆琳的介紹下，歷經(jīng)險阻去已遷入內(nèi)地湖南衡陽的華成電器廠工作。學生史鐘琦甚至以老師為榜樣，立志辦實業(yè)，在上海開了家工廠，制造特殊電機。1949年的護校運動中，電機實驗室急需轉(zhuǎn)移實驗設備，史鐘琦慨然將自己的倉庫和汽車提供給母校師生使用。    

赤誠的愛國情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不久戰(zhàn)火蔓延到上海。交大校園被日軍占據(jù)，學校只好遷至法租界的紹興路上課，鐘兆琳到新校址繼續(xù)教書。國難焚心，教師們殫精竭慮悉心教導，學生們夙興夜寐發(fā)奮學習，交大電機系仍出了不少人才，如王安電腦公司創(chuàng)辦人王安等就是此時進入交大學習的。租界辦學辛苦維持了5年多，1942年8月，汪偽政府宣布“接管”交大，鐘兆琳悲憤交集，忍痛離開學校，與裘維裕、周銘等成了當時著名的“反偽六教授”。那時交大已在重慶建校，師生內(nèi)遷者甚眾，鐘兆琳的表弟正在交大讀二年級，想到滬渝相隔千里，又道途險惡，要通過封鎖線，不禁去意彷徨。鐘兆琳極力主張表弟去重慶繼續(xù)學業(yè)，表弟終于成行，鐘兆琳十分高興，特意邀他一起去龍門書店買了一套原版影印物理書籍相送，以壯行色，并親自前往送行。交通大學在租界辦學多年，經(jīng)費幾度斷絕，經(jīng)濟上異常拮據(jù)，全賴師生們以自強自救精神苦苦支撐。教授們只領半薪甚至更少，而物價上漲日甚一日，教授們大都過得捉襟見肘，入不敷出，憤而離職后，鐘兆琳便連這點微薄的薪資都沒有了。為解決生計，他當起了家庭教師。此外，還在新聞報館擔任中學生理科輔導工作，又在上海統(tǒng)益紗廠擔任技術(shù)顧問，在上海中華工程建筑公司擔任工程部經(jīng)理，輾轉(zhuǎn)于清貧之中。    

鐘兆琳愛國、獨立的思想，在做學問時就有體現(xiàn)。比如，他講到電壓調(diào)整率時，就對學生說：美、英、蘇各國定義不一，不能今天按美國的方式來定義，明天又按蘇聯(lián)的方式來定義，中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定義。有趣的是，他的幼子鐘萬勰（工程院院士、力學專家），1996年突破了法國數(shù)學大師圣維南于1855年提出的、已在世界上流行了100多年的彈性力學求解法，也提出科研工作要有獨立性：“世界上已經(jīng)是定論的這些課題，經(jīng)過這些年的學習與研究，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看到這個體系雖然已經(jīng)很好了，但是我們還可以在我們的工作基礎之上，把它翻新一下，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鐘兆琳自由而獨立的靈魂，謙遜但不迷信的語氣，在他的孩子的話中得以鮮活再現(xiàn)。鐘萬勰慨嘆幾十年前中國還有自己的汽車，現(xiàn)在什么都是進口。如果進口能解決所有問題也罷，關鍵是外國人不愿把真正的核心技術(shù)教給你。為了使中國不再因為技術(shù)上的落后受制于人，鐘萬勰矢志研究中國人自己解決工程問題的軟件，他的計算方法，被廣泛地運用到了建筑、船舶、機車等制造過程中，為中國的建筑和制造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鐘兆琳的愛國情懷跨越半個世紀，在自己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續(xù)和發(fā)展。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鐘兆琳欣喜地回到交大校園，作為校產(chǎn)接收委員之一積極參與校園重建工作。令他痛心的是，由于校園遭受多年破壞，“各種機件儀器，雖經(jīng)員工奮勇?lián)尵龋瑫円罐D(zhuǎn)移，而笨重的儀器及固定的設備，如大電動機、電鑰板等，都不及運出。若干零星小件，也散亂遺失，損失不在少數(shù)。尤其兩個試驗室里的墻內(nèi)及地下暗線、電源裝置，都蕩然無存。”鐘兆琳奮筆疾書：“值茲浩劫之后，傷痕未復，損傷甚巨，深盼我校友先賢，同心協(xié)力，修補此電機工程師之搖籃，以期發(fā)揚光大。兆琳當本十余年來服務之精神，追隨諸先生之后。國家建設，實利賴之。”此文并非一時之作，事實上，鐘兆琳一生貫徹為“電機工程師之搖籃”服務之精神，臨終前還立下遺囑，將兩萬元積蓄留作教育獎學金，以“獎勵后學，促進我國教育事業(yè)，以遂我畢生所愿”。解放前夕，美國有大學向鐘兆琳寄來聘書，國民黨政府也曾想裹脅他去臺灣，鐘兆琳皆不為所動，留在交通大學，繼續(xù)盡一己之力教書育人。    

新中國建立后，交大招生人數(shù)迅速擴大，鐘兆琳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業(yè)的復蘇中去，希望為中國培養(yǎng)出更多的科技人才。1956年，在交通大學遷西安時，周恩來總理曾提出，鐘兆琳先生年齡較大，身體不好，夫人又病臥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但鐘兆琳表示：“上海經(jīng)過許多年發(fā)展，西安無法和上海相比，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到西安辦校扎根，獻身于開發(fā)共和國的西部”，“共和國的西部像當年的美國西部一樣需要開發(fā)，如果從交大本身講，從個人生活條件講，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種好處。但從國家考慮，應當遷到西安，當初校務委員會開會表決，我是舉手贊成了的，大學教師是高層的知識分子，絕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最終，他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用，激勵了許多交大師生，他們說：“遷校時，許多上海教師對上海有感情，不愿離開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絕了美國和臺灣而堅持留在上海的鐘先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到西安，并第一批別妻離子離開上海，我們也沒的說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就這樣，年屆花甲的鐘兆琳，不辭辛勞，事必躬親，在一片荒涼的黃土地上將西安交大電機系扶上了迅猛發(fā)展的軌道，并逐漸成為國內(nèi)基礎雄厚、規(guī)模較大、設備日臻完善的高校電機系。    

名師與高徒

鐘兆琳是“中國電機工程師搖籃”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他的教齡長達60多年，教過交大電機系幾乎每一屆學生三、四年級課程。他以“天才教師”的魅力，引領著學生在理論與實踐結(jié)合的道路上，意興盎然，健步前行，他本人及部分早期弟子都成為我國電氣工業(y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旅居美國的自動控制創(chuàng)始人朱蘭成、王安電腦公司創(chuàng)辦人王安、光通信系統(tǒng)創(chuàng)始人田炳耕等著名學者都出自他的門下。從他的學生張煦院士的一篇紀念文章中，我們可以大致領略鐘先生的師門盛況：    

今天我向鐘兆琳先生致敬，不僅僅是我說出我自己的感受，也冒昧的代表廣大畢業(yè)學生的善良心愿。包括美國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田炳耕博士，幾年前我接待他回國在母校講學，他說他一定要專程拜訪鐘兆琳先生，親自把禮物送給他，表示學生對老師無限的尊敬。我也可以代表我國同屆的級友錢學森，他在國內(nèi)科技界也可以認為是知名度最高的知識分子，在他最近1934年紀念特刊上寫的文章里，熱情贊頌陳石英老師和鐘兆琳老師，十分感謝老師對我們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鐘先生在世的時候，已經(jīng)知道，他教過的能干學生江澤民同志已經(jīng)出任為黨的總書記，為交大爭得無上的光榮。總書記曾不止兩次地到華東醫(yī)院探望鐘兆琳先生，表示學生對老師的尊敬。還有成千上萬的畢業(yè)生，包括我們級的張鐘俊、季文美、曹鶴蓀、方文均、張思侯等等，沒有例外地異口同聲地贊揚、感謝鐘先生對我們的終生難忘的教育，我們都以做鐘先生教過的學生而感到自豪。    

文中提到張鐘俊、季文美、曹鶴蓀、方文均、張思侯，包括作者張煦自己，都是中國科技界的泰斗人物。改革開放以后，旅居海外的交大學子紛紛回國，鐘兆琳是他們最常尋訪探望的老師，而鐘兆琳與江澤民、錢學森的師生情誼，更是廣為人知、傳為美談。錢學森曾再三提及鐘兆琳對自己的教誨，他的傳略中寫道：在交大，非常感激兩位把嚴密的科學理論與工程實際相結(jié)合起來的老師，一位是工程熱力學教授陳石英，一位是電機工程教授鐘兆琳。他在致友人的信中也寫道，鐘兆琳教授和陳石英教授都非常重視理論根底。他說，我若能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皆與老師教育不可分！感念師恩的培養(yǎng)，鐘兆琳百年誕辰時，錢學森以九十高齡親筆致函母校：    

我是一個交通大學學生，畢業(yè)于1934年，在那年夏日出校。鐘兆琳是我的老師，我是鐘老師的一個學生！    

1945年，江澤民入讀交通大學電機系，系主任鐘兆琳的學養(yǎng)人格令這位睿智的學生肅然起敬。歲月流轉(zhuǎn)，世事變遷，成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江澤民依然不忘恩師，盡自己所能關照老師的生活。1985年，鐘兆琳罹患癌癥須到上海醫(yī)治，但他的醫(yī)療關系卻不在上海。當時尚在上海市任職的江澤民得知這一消息，很快就安排鐘老師住進了華東醫(yī)院接受手術(shù)治療。手術(shù)后，鐘兆琳流淚了，對前來探望他的學生說：“今天我還能活著，全靠了江澤民對我的關懷。”鐘兆琳住院治療期間，江澤民多次前去探望，并于1985年第一個教師節(jié)時致函：    

兆琳老師：    

今天是首屆教師節(jié)，首先向您致以節(jié)日的祝賀，祝您早日康復。我即將去京開會，回來再來看您，尚望善自珍重，專此敬請教安！    

鐘兆琳稱江澤民為“我的特別能干的學生”，他在臨終前的錄音留言中特別講到：“請領導轉(zhuǎn)達江總書記，感謝他多次對我的關懷。”     

1990年4月4日，鐘兆琳在上海華東醫(yī)院病逝。追悼會上，他的學生江澤民、丁關根、錢學森、陸定一均敬獻了花圈。    

（摘自《老交大名師》，王宗光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