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電機廠舊址。

重慶電機廠

建廠時間：1927年

主要產品：除了生產無線電收發報機，還研制電動機和變壓器。

破產時間：2008年

重慶晨報記者 李璐 報道

從華巖寺沿著華玉路向南約一公里的地方是玉清寺，這是中梁山當地的一條主要干道，從這里一條岔路往東再走上數百米，就可以看到重慶電機廠的大門。

這條支路坑洼不平，顯然受到不少載重汽車的碾壓，從電機廠的大門抬頭望去，會發現數十棟高樓正拔地而起，廠區現在變成了一個建筑工地。

灰白色的樓宇和門口附近一處紅磚蘇式工廠建筑形成了強烈視覺反差。廠長及亞平告訴記者，這是電機廠剩下的唯一一棟廠房，曾是工廠的車間，現在作為建筑工人的宿舍。對于周圍新遷來的居民而言，這棟玻璃破碎的廠房，是為數不多的參照物，提示人們這家企業經歷的歲月足夠漫長。因為破產清算的關系，大門口已經掛上了某綜合市場的牌子，不斷有提著菜籃子的市民進出。

電機廠始于1927年

及亞平第一次走進這個廠的時候，是1981年，那時21歲的他剛剛從部隊復員。作為土生土長的中梁山居民，他的就業選擇有公安局、中梁山煤礦和電機廠。而國企大廠的景氣和福利吸引了他，他進廠當了一名電機裝配工人，“要知道電機廠的工人處對象都要比人家容易。”

事實上及亞平進廠那一年，電機廠已經有54年的歷史。1927年春天，為滿足彼時國民革命軍在軍事通訊上的需求，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交通處處長兼上海交通大學校長李范一創立了“軍事委員會無線電機制造廠”，地址就在上海交大校內，這即是電機廠的發端。

彼時電機廠除了生產無線電收發報機外，還研制電動機和變壓器。至1937年末遷至武漢，又因日軍空襲頻繁，于1938年遷至桂林，1944年桂林失守，又經貴陽遷至重慶，合并改組為“中央電工器材廠重慶第四廠”。解放后改為重慶電工器材廠，1958年遷至中梁山玉清寺后，廠名則改為重慶電機廠。

曾是中梁山最好的企業

按照海內外學者的普遍看法，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被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為1978~1993年，這個階段以放權讓利為主線，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目標模式的階段。及亞平進廠的那個時期，正好是電機廠探索企業改革的初期。

《重慶電機廠史1927~1987》中提到，1980年電機廠正在堅決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在摸索市場化經濟的嘗試中，電機廠的計劃生產任務受到市場調節影響，以產定銷并沒有帶來景氣，于是廠里決定改革為以銷定產，試圖扭轉局面。并且還設立了研究所，以推進質量整頓。到1980年底，電機廠的小電機和電力變壓器還獲得了市政府頒發的優質產品證書，并且在當年創下最好成績，工業總產值近3000萬元，上繳利潤300多萬元。

及亞平進廠正值國家“六五計劃”初年，他仍記得當時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營方式，采購與銷售基本上靠計劃調配，經常在工廠廣播里會傳出類似于“電機廠又保證了全國兩個月庫存使用量”的消息，以激勵大家鼓足干勁忙生產。

及亞平當時是二級工人，每月工資能拿到36.5元，這在當時的中梁山片區算是金字塔尖的收入群體了。作為當時的縣團級單位，電機廠的福利幾乎無所不包，廠區里建有醫院、電大、技校、子弟中小學和幼兒園，甚至還有自己的消防隊。

三角債死結

“機電行業是看基礎建設投資吃飯的。”及亞平如此總結電機廠的起伏命運。

實際上，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因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重慶電機廠的產值無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及亞平認為彼時工廠缺乏積累，以至于到了90年代市場活躍期時，工廠失去了一些機會。

1992年春天的故事，在未來很多年后都被看作是中國經濟再次騰飛的起點，由改革春風再次吹起的投資熱潮，使得電機廠面對一個快速增長的市場有些措手不及。

在及亞平的記憶里，1992年之后由于基建投資大熱，市場對于機電產品的需求激增，工廠開足馬力搞生產。以至于為滿足超額訂單的需求，在產品質量上放松了把關。

及亞平說，當時他正在涂裝車間，按照常規操作流程需要一天半的時間才能拿到成品，但因為客戶在廠辦大樓里等著提貨，涂裝時間被縮短到兩個小時，漆還沒干透就被裝車拉走了。

電機廠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當年產值過億的，給電機廠配套的廠家超過1000個，銷售網絡也覆蓋全國。不過這又引來了新的煩惱，自上世紀80年代末在全國范圍繁衍開來的三角債也將電機廠羈于其中，電機廠賣出去的產品無法按時收到貨款，這使得他們無法向供應商付款，新的三角債務再次形成。

及亞平回憶說，三角債務成為困擾電機廠多年的死結，直到2008年企業宣告破產時，累計負債超過了2億元。

突圍選擇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期，電機廠的包袱達到了頂峰。及亞平回憶說，彼時開源實在無方，就只能尋思節流。當時國企普遍搞減員增效，電機廠的職工人數一度從3000多人減少到2000人。

2000年，處于低潮期的電機廠被要求突圍。“自己想辦法突圍”，是當時一大批效益不佳的國企中的主流說法。而反觀這一時期的企業改革，均是對產權重組進行探索，因為沒有形成一個規范化的全國性改革方案，全國各地的國企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自己想辦法突圍。

及亞平說，彼時的廠領導顯然為突圍費盡心思。最初想通過多元化經營的形式來拯救企業，而實際上因為主業的不振，這種方案很快便無法實施。廠領導繼而轉向當時流行的轉制，希望從這種主流探索方式上獲得成功。

彼時各地有多種產權改革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包括管理層MBO，即允許企業家購買自己管理的企業的股份；員工持股，組建員工持股會；引資量化，引進外來資金對企業資產進行重組等等。

全國各地的改制故事層出不窮，而這些時好時壞的消息傳來時，往往會影響領導人的決策。及亞平說，當時聽說西安一家電機廠在改制后，企業變成了時任廠領導的企業，這些傳言帶給重慶電機廠領導班子不少壓力，在選擇突圍的方式上顯得更加小心翼翼。

因為后來債轉股沒有成功，電機廠最后選擇了一個在當年看來有點先鋒，現在看來卻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通過運用彼時的再就業政策，電機廠將1000多名職工轉變了國企身份，每個人將拿到的1萬多元補償資金入股新公司成為股東，然后加上母公司機電集團的國有股，以及一小部分社會資金，這種混合型的改制方案下誕生了新的企業—賽力盟公司。

電機廠的在職員工陸陸續續通過這種方式丟下了國企職工身份，而新的企業賽力盟則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電機廠的產品線和可貴的流動資金，并且無債一身輕地重回市場競爭。及亞平說，新生的賽力盟產值一度做到了4億多元，給了當初還存在擔心的職工們一個最好的答案。

收入也是最直接的體現，改制后的電機廠職工收入增加，及亞平說彼時中梁山一帶的商品房購買者中大部分都是來自賽力盟的職工。

在去拜訪重慶電機廠最后一任廠長及亞平的時候，他提醒記者不要找錯了路。實際上他的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在各種導航軟件上，重慶電機廠的地址始終指向中梁山玉清寺。

從1958年開始，這家廠就屹立于此，如今留存下來的除了地圖上的地名，還有往昔的工廠大門，以及來自于及亞平們的回憶。（來源：重慶晨報）